当年“公社化”的时候，全村分成四个生产大队。后来公社改回乡镇，河边村四个大队直接改称河边一村至四村。这种“改法”，比较少见。定位显示到地方了，却是一个胡同口。正迟疑间，只见一辆小车从胡同里疾驶而出。倒车调头，方向盘一把就打了过来。车上老司机下来笑吟吟地说：“我，就是惠东存……”眼前这位75岁的老者，鼻如悬胆，慈眉善目，言谈举止间颇显儒雅之气。在忻州工艺美术界，惠东存是一位标志性人物。他特殊而重大的贡献，是先后成功复活了失传300多年的澄泥砚、失传上千年的石末砚的制作工艺并进行批量生产，产品行销全国、出口日本。作为山西省陶瓷工艺大师、中国首届石雕艺术大师、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、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，惠东存早已名动忻州、誉满三晋。
对惠老的采访日期几易，最后定在4月30日——这天，2022年第一窑砚台装窑点火。惠老说，受疫情影响，今年烧的第一窑较往年推后了一个多月。正常年份，正月十五过罢，开年第一窑就装窑了，一年要烧10窑以上。从胡同口进去，走进一个普通的、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农家小院。进了正房，沿一层楼梯上到二楼，迎面又是一个旋转式楼梯。拾梯而上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从楼梯间出来又是一个院落。正房内，几位中年女技师正伏案打磨、雕刻砚坯。她们都是本村人，跟惠老做砚，时间最长的已有30多年。来时还是十七、八岁的小姑娘，现在都当上姥姥、奶奶。院西是菜畦，正房与西墙处围有栅栏，内养鸡、鸭。栅栏对着的东面，敞口棚内堆放耐火材料、沙土，四根高大的烟囱拔地而起、穿过顶棚高高耸立。棚内，呈扇形的两个窑口一左一右，惠老说这叫“连体窑”，可充分利用热能——如只烧一窑，堵住另一窑的进火口即可。往年一般是两窑装满同烧，这回只装烧一窑。
每个窑口深两米左右。待烧的澄泥砚、石末砚，放进高、直径均为30厘米，耐火材料制成的“匣钵”中。“匣钵”从下至上摞五层半，一层放满、再起一层。装窑师傅把砚台竖放进“匣钵”，每个之间留两厘米左右的空隙，中间用填充料塞满。每个窑口中，“匣钵”摞成的“圆柱体”可摆放9个，也就是说每窑可放置45个“匣钵”，共可装大、小砚台约500个。一窑装满后，“匣钵”上覆石棉，然后再平铺一层耐火砖。耐火砖用湿泥勾缝，上盖细沙土。覆土前，将两根长约1.5米的工业温度计插入窑中，以便随时观察窑温。
惠东存与两位装窑、烧窑师傅面朝窑口，毕恭毕敬点烛焚香三鞠躬，是谓拜“窑神”——令我们想起《红高粱》中敬“酒神”的场面。
惠老说，砚台入窑焙烧，是制砚最重要、最关键的一道工序，所谓“一锤子的买卖”。敬拜“窑神”，是老辈儿流传下来的礼仪。点火前拜“窑神”，不是讲迷信，是现代手艺人对自己所从事行当心存敬畏的一种表达——当然，此举也寄托了工匠祈求砚坯入窑后诸事顺利、多出成品的期许。砚坯入窑后焙烧三天，开始小火烧24小时，随后大火烧48小时。火之“小”“大”相对而言，有具体、严格的要求。烧三天后，还要在保持一定窑温的情况下“捂”四天，此即惠老历经无数次失败后总结出的“烧三捂四”的经验。窑一点火，窑上的师傅们就要“两班倒”了——惠老更是半夜也要起来观察窑温。
自毛笔发明以来，“文人之有砚，犹如美人之有镜，一生中最相亲傍”。“文房四宝”中，虽说“纸寿千年”，但纸最脆弱，笔和墨也有用坏、用尽之时，惟有砚台可抵悠悠岁月消磨。从最开始的粗陋石板到精雕细琢的“四大名砚”，是中国古代文人精神追求与审美情趣的体现。中国最早出现“砚”字的典籍，是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砚者，研也”——一字说尽砚的根本属性和功能——砚，就是用来研墨的。关于这一点，苏轼的论述最为精到：“砚之美，止于滑而发墨，其他皆余事也。”一方砚，只要不打滑而发墨（砚石磨墨易浓且显出光泽），就是好砚。“文房四宝”中，端砚、歙砚、洮砚、澄泥砚并称中国四大名砚。
产自端州（今广东肇庆）的端砚色美、质优、发墨快，自唐初兴起后始终长盛不衰。龙尾砚产自今江西婺源县龙尾山，婺源唐、宋属歙州，故又称歙砚。歙砚“纹理美如丝罗，叩之声如振玉”，因过度开发，南宋时歙砚良材已近枯竭。洮河砚产自黄河支流的洮河流域，发墨、利笔兼得。澄泥砚最早产自绛州（山西新绛），此砚“观之如碧玉，抚之似童肤，叩之若金石”，手感柔韧、发墨顺畅。
“四大名砚”中，端、歙、洮砚均为石砚，澄泥砚是唯一烧制而成的砚台，这是澄泥砚与端、歙、洮砚最大的区别。史料记载，澄泥砚孕于汉、兴于唐、盛于宋、明末清初失传。澄泥砚选材有特殊要求，制作工艺又极其繁琐、复杂，一旦失传，复活极为不易。乾隆自诩风雅、酷爱收藏，在其钦定的《西清砚谱》中所载二百余方古砚中，澄泥砚就有五十一方。据传乾隆曾令制作澄泥砚，以其皇帝之尊、举国之力，最后也不了了之。成功“复活”澄泥砚之难度，由此可以想见。如攀登珠峰，亦如攻克“哥德巴赫猜想”，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山西三路人马相继成功复活澄泥砚。分别是山西省博物馆馆长徐文达的团队研制的“徐氏澄泥砚”、新绛县博物馆蔺永茂研制的“绛州澄泥砚”、定襄惠东存研制的“惠氏澄泥砚”。这三路人马中，徐文达老先生为三晋文化大家，新绛蔺永茂占有“地利”，而惠东存，只是一个会石雕的农民。
“荀羊於惠，甄麹家封”。惠姓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名第204位，是一个少见姓氏。惠氏名人，战国时有著名的政治家、哲学家惠施。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便出自惠施与庄子的“濠梁之辩”。现代惠氏名人，则有新四军将领惠浴宇，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江苏省省长。惠姓郡望琅琊郡，就是现在的山东诸城。不过，惠姓人口历史上多分布在江浙一带。惠老祖上来自何处，他也不甚了了。惠老的父亲解放前穷困无依，以扛长工、打短工为生，曾担任过农会主任。解放后任供销社主任，为人刚直，一身正气。母亲身体欠佳，因此家庭生活比较拮据。惠东存十二、三岁时就“勤工俭学”——放了暑假足不出户，把高粱秆一劈为二，碾扁、摘叶、刮瓤，然后编成“锅拍（音pie）”。当年定襄多种高粱，高粱秸秆当地人叫“箭箭”。用“箭箭”编成的“锅拍”和“拍拍”，前者用作院里“野锅”上的锅盖，后者用来承接高粱面“鱼鱼”，这门手艺现在已基本失传。当年，惠老一天可以做两个、一个暑假做80个“拍拍”，拿到河边、蒋村集市上卖出，下学期的花销就有了——惠老从小心灵手巧，于此可见一斑。念书时，惠东存喜欢“吹拉弹唱”，是学校的文艺骨干，还担任河边中学学生会主席。作为“老三届”，毕业后只能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不过，当时高中生全村也没几个，回村后，小队安排他担任会计。除写写算算外，还受命在村里的粉墙上画巨幅领袖像——搭起架子、打好格格、用铅笔画草图、用广告色着色、最后“罩”清漆。当年，这可是重大“政治任务”，惠老没有专门学过画画，却也没有出过一次差错。后来，大队成立服务社，为村民理发、修钟表，惠东存又是“无师自通”，算是吃上了“技术饭”。
河边石砚历史悠久，制作手艺代代相传，石匠砚师遍及乡里、闻名三晋，因此河边向有“砚台之乡”的美誉。河边背靠文山，文山不同石坑所采石材颜色各异，有红黑紫绿四种。紫色的石质细腻，还有天然冰纹，可与端砚中的“紫端”媲美；绿石艳丽，纹路天成，几与洮砚乱真——上海博物馆出版的《惟砚作田》一书中所载“龙凤洮河砚”，实为河边石刻工艺厂当年的产品。1973年春，县外贸局接下一笔制作仿古小石狮的订单，从天津口岸出口换取外汇。狮样是河边三村一户人家偷偷收藏的，从样式看，应该是明清以前的作品，可谓“文革”“破四旧”劫后余生的宝物。为了完成这批订单，河边村老石匠师傅全体总动员，心灵手巧的后生们也跃跃欲试。惠东存年轻气盛，又有绘画基础，也加入到学习雕刻的行列。三个月下来，他雕出十二对活灵活现的小石狮子，不仅数量名列前茅，评分时也得了最高的90分，令老师傅们啧啧称奇。同年七月，河边公社成立河边石刻工艺厂，惠东存成为厂里第一批雕刻工人，专门雕刻外贸订货——仿古砚。外贸公司提供砚样，惠东存们仿制雕刻。惠东存模仿能力强、做工细，厂里就把难度较大的砚台交给他来雕刻，不久还安排他担任雕刻组组长。长达八年的制砚生涯，练就了他精雕细刻的过硬本领。1981年，五台县新成立工艺美术厂。当时五台县一位副县长是河边村人，知道惠东存手艺了得，推荐他任业务副厂长。从农民到工人，从挣工分到拿工资，在城乡“二元结构”壁垒森严的当年，惠东存当然欣然受聘，时年35岁。中国“十大名砚”
采访惠老的时候提出一个疑问：澄泥砚既然名列“四大名砚”，明末清初时因何失传？惠老沉吟片刻：“可能是战乱，更可能是做这个东西太麻烦，整天跟泥水打交道、灰眉土眼。大凡有个谋生的手段，很少有人愿意拜师学艺……”澄泥砚的制作工艺失传后，后人要想使其复活，只能从古籍中寻找蛛丝马迹。而有关的记载，又少之又少、语焉不详。关于取泥，南唐杨洎所著《贾氏谈录》载：“绛人善制澄泥砚，缝绢囊置汾水中，逾年而后取，泥沙之细者已实囊矣。陶为砚，水不涸焉。”古代绛州人把丝绸做成的口袋放入汾河水中，河中泥沙经丝绸过滤进入口袋。一年后取出口袋，袋中已充满泥沙。用这细泥沙制坯烧陶做成的砚台，墨汁不易干。这所谓的“绛州取泥法”，记载太过简略。而泥沙靠河水冲刷就能“钻”进“绢囊”？也令人匪夷所思。
关于制法，宋代翰林学士苏易简所著《文房四谱》中也有记载。大意是，把“瑾泥”也即陶土放入水中反复搅拌，用布袋盛泥后在一瓮清水中来回摆动。等袋中之泥“至细”后加入黄丹，像揉面一样制成泥团。反复敲击令其坚硬，用竹刀刻成砚台的形状。焙烧后涂以墨蜡、贮之于米醋，最后“蒸之”。黄仁宇说，中国古代向来缺乏“数目字管理”。苏翰林的记载，没有数量、亦无比例，只是对制作过程进行了简单的描述。科技一类，在古人心目中本就是“奇技淫巧”——《文房四谱》好歹还记载了一笔。对澄泥砚的认知，惠东存当时只知道澄泥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、是四大名砚中惟一由泥料烧制而成的。至于其他，无暇也无缘多想。
1983年的一天，惠东存从五台回到河边，遇见多时不见的师兄武秋月。武师兄比他大四岁，当年曾与惠东存一起在河边石刻工艺厂雕砚，两人朝夕相处，结为莫逆，是那种亦师亦友的关系。几年前，武秋月调到山西省博物馆工作，颇受馆长徐文达赏识，与徐文达共同研发、恢复澄泥砚的制作技艺。这次见面，武秋月说，他们试制澄泥砚已获成功——徐文达注册了专利，具体做法就没有透露。说者无心、听者有意，惠东存想，咱本就是个做砚的，人家能做出来，咱为啥不试一试？与师兄的偶然相逢，激发了惠东存试制澄泥砚的决心。但到底从何入手？只能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惠东存思索良久，终于想明白以下道理：当年绛州古人制成澄泥砚，首先是得其地利——地处汾河湾，泥沙淤积，而定襄滹沱河湾也具备这个条件；至于成形、雕刻，可塑性强的澄泥坯还能比石头更难弄？入窑焙烧不知窑温多少合适，试它几十次，总能找到规律。1984年，惠东存回到定襄创办河边传统雕刻工艺厂，后来易名雅艺轩制砚厂，一门心思致力于复活澄泥砚。起初，惠东存将采掘来的河泥放在绢制的箩中过滤，滤出极细的澄泥，然后揉泥、制坯。滤不净，烧出来就是一个沙眼，揉不到，烧出来就会有气泡——都是废品。多少次追悔莫及，多少次顿足捶胸……
后来，他自制澄泥设备。将河泥块置入大锅状容器，注水电动搅拌，形成的泥汤从容器底部细管道流出，经过一道大目数的细罗过滤，从埋在地下的管道流入澄泥池。澄泥池每个三米多长、一米多宽，上有顶子防晒，一排七、八个。泥汤中的水渗后形成泥浆，泥浆层层淤积阴晾。成泥后裁成30厘米见方的泥块，用手一捻，细滑如凝脂。起先自己采泥。随着厂子规模扩大，带动了一个相关产业。现在村中有人挖泥卖给他，一农用车500元。
采泥、晒晾、淘澄、拍坯加压、吊袋阴干、铲坯成型、雕刻施艺、粗细干磨、高温焙烧、整形细磨、米醋蒸煮、加温上蜡、手工抛光。由此制成的澄泥砚质坚细腻、坚而不燥、细而不滑、储水不涸、历寒不冰、发墨益毫、温润沉静。由于河泥中含有多种微量元素，烧制成功的澄泥砚色彩斑斓，惠老称之为桔子红、玫瑰紫、鳝鱼黄、蟹壳青、墨玉黑、斑鸠灰——令人想起唐太宗“昭陵六骏”中的飒露紫、拳毛騧、白蹄乌……砚台的造型，简直是洋洋大观，什么石渠砚、牧牛砚、荷叶金蟾砚、汉三足砚、云龙墨海砚……至于砚上的雕刻，云霞日月、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、历史典故，林林总总、不一而足。1987年，惠东存注册“惠氏澄泥砚”商标。因其发墨好、质地细腻、极富人工之美，人们或实用、或清供、或收藏，全国各地订货，年销量最高达到五、六千方。在2000年第8届“文房四宝”博览会上，“惠氏澄泥砚”被评为中国“十大名砚”。新绛蔺永茂研制的“绛州澄泥砚”，在随后的第9届博览会上也获此荣誉。著名版画家、鲁砚制作大家石可，偶然在曲阜博物馆看到陈列的“惠氏澄泥砚”，击节赞叹之余，通过山西省、县两级政协辗转找到惠东存，在定襄整整住了半个月。两人切磋琢磨，进一步提升了“惠氏澄泥砚”的制作流程和工艺水平。多年来，惠东存陆续开发澄泥砚品种200多种，大致可分为仿古型、实用型、礼品型和手把件四大类。日本专营“文房四宝”的栗本公司派人来华考察，最终选定“惠氏澄泥砚”，与“雅艺轩”达成长期合作关系。“雅艺轩”还为山东、河南客户大批量制作，由客户在当地“贴牌”销售。
2009年，惠老翻阅资料，发现唐宋时期先民还曾制作过一种奇特的砚台——石末砚，古人誉其为“砚中之最”，可惜已失传千年。掩卷沉思，惠老就想，古人在当时条件下能做到的事，在高科技时代的今天，我们有什么理由做不到？“复活”石末砚的心思，就此油然而生。石末砚，砚的一种。以石末也即石头的粉末为原材料，淘澄后经人工陶制而成。石末砚发墨性能好，《苏轼文集·书青州石末砚》载：“柳公权论砚，甚贵青州石末。”自唐以后，石末砚工艺渐失。后世虽有制作，但质量已大不如初，终被石质砚取代主流地位。其制作工艺，宋代以后就完全失传。古籍中，关于澄泥砚的记载，加起来好歹还有百把字。有关这石末砚的信息之少却令人绝望——“取烂石研澄其末，烧之为砚”，只有区区11个字。东坡说柳公权“甚贵青州石末”，由此看来，唐朝中期山东青州一带出产的石末砚最好。
年过花甲的惠东存一路奔波来到青州，在当地了解到，青州北海县一座青石山上的石头当年被用来制作石末砚。取回石样，粉碎、研磨后观察其微小的颗粒，研究其性状。在五台山、文山上寻找与其相似的石头，用球磨机磨成粉末，反复烧制试验。
惠老慢慢悟到，自然界的石山，多为火山喷发的熔岩或地质运动形成，一座石山上的石头成分就相对单一。不同地域山上的石头磨成粉末、按一定比例混合，其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经烧制后性状会发生改变。在显微镜下观察，发现这样的石末制坯烧制后表面如波浪起伏。东坡云“砚之美，止于滑而发墨”，石末砚表面人眼看不见的“峰谷”，可不就是其“止于滑”的原因？
几种石末混合后，有的遇火即酥，有的焙烧后颜色灰白或一片黝黑。反复试验后，惠老明白了：一、石头中某种矿物质含量的多寡最重要，含钙高的石头不能用，含绢云母、石英高的石头最合适；二、烧制石末砚，各种材料的科学配比很重要，简直就是失之毫厘、谬以千里。明白了这些道理，尽管试验的过程折磨人，但惠老已然看见了黎明的曙光。整整三年，惠老经常席不暇暖、衣不解带，终于在2012年初秋的一窑中，成功烧制出一方绿色蝉形石末砚。石末砚在烧制过程中会发生神奇的变化，类似于古瓷爱好者津津乐道的“窑变”。窑变，是指瓷器在烧制过程中，由于窑内温度发生变化，导致其表面釉色发生不确定性的自然变化，所谓“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。”瓷器“窑变”，是因为釉中含有多种呈色元素，经氧化和还原作用，开窑后得到的产品在釉彩、釉质等方面发生了变化；石末砚“窑变”，则是因为各种石料成分有别，烧制后色彩丰富，纹色多变。在书画大师范曾题匾的“雅艺轩”，样式、大小各异的石砚、澄泥砚、石末砚蔚为大观。惠老给我们展示了两方石末砚：
一方底色呈赭红，窑变形成的浅黄色花纹，恰似敦煌壁画上的飞天，曼妙多姿，仿佛要脱砚而出。另一方砚入窑前雕就两只凤头，没想到窑变后形成的花纹，天衣无缝般成为凤凰的翅膀和羽毛——有凤来仪、翥凤翔鸾，鬼斧神工、造化天成。失传千年的石末砚，在惠东存手上复活。著名书法家尹瘦石赞其为“砚中珍品”，书画名家华非誉其为“砚魁”。“澄泥出名砚，可作架上宝。刚硬如金石，细润似肤膏。恰有雅艺轩，轩主志气高。下河淘澄泥，入窑能煅烧。胸中藏乾坤，刀底细刻雕。”
“雅艺轩”素净的窗帘上，淡淡地印着朋友题赠的诗句和惠老的座右铭。键盘时代，日常书写已告别纸墨笔砚。但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，必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。现在，中小学已普遍增加了书法课，而一方砚台，足以令人回望与回味，终归可以放置我们躁动的心灵。
